01
午后的班车一辆接一辆，车门开了又关，车顶上的麻袋被人一件件扛下来，站台上全是灰。
我抱着那个蓝布样品包，站在货运栏杆外，手心里全是汗，包角磨得起了毛。
马会堂说好坐十二点那班车回来，带一批缝纫机梭芯、压脚和皮带，六家作坊的货都在这一趟上。
我从十一点等到两点，站台上卖茶叶蛋的老头已经换了一锅水，他还是没露面。
柳湾布街那边来了三个人，都是拿了收据的。
头一个是开童装作坊的赵嫂，袖口沾着白线头，她把收据展开，纸上红戳戳印得很正。
“货呢？”
我把包抱紧了一点。
“车晚了吧，再等等。”
她没走，另外两个人也没走。
其中一个短头发女人用脚尖蹭着地上的煤渣，问我，马会堂不是说今天一早就从南边发出来了么。
我跑去问站里收货的人。
那人坐在木桌后面，用蓝铅笔戳着单子一张张翻，翻到最后，抬头看我一眼，说今天没有我的货，也没有马会堂这个名字。
我又跑去对面长途汽车售票窗，玻璃后面的女售票员把脖子往旁边一歪，说今天中午这班没见着。
太阳偏过去，站台上的影子慢慢拉长。
我忽然想起厂里那只旧闹钟，针走到五点总慢半格，机修间的人都拿它当笑话，后来有一天它彻底不响了，谁也没修。
我不该想这个。
赵嫂把收据折回去，边角已经起了油印。
“我那边布都裁了。”
她只说了这一句。
另外那两个也没再问，转身就走，步子不快，像是还留着一口气，等我自己把话补全。
我一直等到傍晚。
最后一班车进站时，天边已经发灰，车灯把地上的水坑照得发白。我扒着车门往里看，一排排脸从我眼前过去，都是陌生人。
车开走以后，我去马会堂租住的屋子。
门锁换了，门缝里塞着半张旧报纸。
隔壁老太太提着潲水桶出来，说那个穿浅西装的小伙子上午就收拾东西走了，床底下掉了几颗花生壳，她扫了。
我站在门口，闻见一股潮木头味。
走廊尽头的灯泡上全是飞虫，翅膀一碰，灯丝就轻轻抖一下。
我把口袋里的收据一张张掏出来，数到第五张时，后背出了一层冷汗。
红戳是我的。
字也是我写的。
02
半年前，厂里开始隔三岔五停工。
车间里的缝纫机一排排罩着灰布，布角上落了油泥，像一块块旧膏药。广播喇叭每天还照常响，先放进行曲，再喊谁去开会，喊完又没下文。
我待在维修间，拿着旧牙刷刷齿轮。
有些机器明明不开了，我还是习惯把它们擦亮，把松掉的螺丝按顺序排在磁铁盒里，长的归长的，短的归短的，像摆一桌不吃的菜。
马会堂就是那时候来的。
他原先在厂里跑过供应，谁家库房缺针板，谁家门口新开了作坊，他都能说出个七七八八。
他进来时鞋面锃亮，手里拎个棕皮包，先看了看我桌上的一排梭壳，又看了看墙角那台拆开的包边机。
“这手艺，放厂里有点可惜。”
我没接这句，把一颗滚到地上的螺帽捡起来，放回盒里。
外头有人喊他打扑克，他摆摆手，凑到我跟前，压低声音说，柳湾、桥南、沙口那边一下子冒出不少小作坊，做裤脚、做童装、做床单，机器多是拼来的旧货，三天两头缺件。
“你会修，我会跑，搭个伙，先从零件做起。”
他说得很顺。
说到利润时，还拿纸给我算了一遍，一根皮带在南边批来几块钱，到了乡下作坊能翻一截。梭芯、机针、压脚都是小东西，装一麻袋，挣头却不小。
我把他的纸推回去。
那时候我还按月领工资，虽说时有时无，总归每个月厂里那张工资条还会发下来。纸薄薄一片，字小得像蚂蚁脚，我每次都折成方块，塞进上衣里袋。
回到家，桌上常常摆着半盆冷掉的面，锅盖一揭，一股水汽带着煤烟味顶出来。
屋里那台家用缝纫机也是旧的，踏板踩快了会咯噔一下。晚上灯泡发黄，针一下一下扎进布边，布上跑出的线头像一撮撮白胡子。
她边锁边，边问我，厂里今天又停了？
我嗯了一声。
桌角压着几张药包纸，母亲把药片按天分好，放在旧饼干盒里。盒盖一开，里头有股薄荷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。
我吃饭时不说话，眼睛却总往那台缝纫机上瞟。
马会堂后来又来了几次。
每次都挑我手上活儿快收尾的时候来，先夸我听机器声音就知道哪儿有毛病，再提他打听来的消息，说谁家的作坊刚接了大单，谁家一台机器坏了半个月没人会弄。
“你别老缩在这儿。”
他说这话时，手指在我桌上敲了两下。
我没马上答应。
可那几天，厂门口的告示牌上又贴了新纸，说下月工资延后。纸是浆糊粘上去的，边子卷着，风一吹，像有人在门口不停叹气。
03
真正动身，是从一条皮带开始的。
桥南有家做被套的小作坊，老板娘把一根断了的皮带递给我，上头全是黑油，边缘磨成了毛刺。她说找了两个人，都说得整台换，我拿手一摸，就知道不过是轮槽吃偏了。
我用锉刀把边口顺了一遍，又垫了个小铜片。
机器重新转起来时，机头一抖，针杆上下走得直了，桌边那几个做活的人没抬头，脚底板却踩得更快。
马会堂站在一边，跟老板娘说，这种小零件以后都能给她带，省得她往县里跑。
回来的路上，他骑车在前头，衬衣后背鼓起来一块，风一吹又贴回去。
“看见没有，这就是路子。”
我跟在后头，车把上挂着工具包，包里铁件撞来撞去，叮当响。
那之后，我们去了好些地方。
柳湾布街的门脸窄，里面却一间接一间，缝纫机都摆到门口来了。沙口那边是平房，院里晾着一长串碎花布。还有更远的地方，得顺着土路骑一个多钟头，路边全是白杨，风一过，树叶背面全翻出来，像一片片鱼肚。
我负责看机器、记规格。
一台机器用几寸皮带，梭芯大口小口，压脚是薄嘴还是宽嘴，我上手一摸就能记个大概。回来再把这些写进小本子里，哪家院门朝东，哪家门口拴着黄狗，我也顺手记上。
马会堂负责说价。
他嘴快，见人先递烟，进门先夸人家手脚利索，再说我们是正经做长久生意的，货从南边批来，走量，价钱也稳。
作坊里那些人起初看我多一点。
我不大会说，往往是先蹲下去看机头，看线道，再把裤脚往上卷一截，趴在桌底下找皮带轮。有时候爬出来，脸上蹭一道黑油，别人看见了，反倒容易把话往下说。
单子慢慢多了。
我那本小册子越来越厚，边角被汗浸得卷起来，封皮上原本印着一张年画娃娃，后来只剩半只耳朵。
这时，马会堂提了个主意。
他说别一家一家拿零件了，太碎，利润都磨没了。不如先收定钱，凑成一大批，一趟拿回来，价能再压下去。
“你那红戳带着没有？”
我怔了一下。
那是我后来去刻的，一个木柄圆章，章面沾了红印泥，按下去时总比别人重一些，像怕别人看不见。
“先把空白收据盖几个，回头我帮你填，省得跑来跑去找你。”
我看着他。
他把纸往我手边一推，另一只手已经拧开了印泥盒。
外头有人在敲铁盆卖麦芽糖，叮叮当当一长串。我把章拿起来，挨张盖了下去。
回到家，我把那叠收据放进抽屉最底层。
她收拾桌子时看见了，拿出来翻了翻。
“怎么有几张没写字？”
我说会堂跑得熟，带着方便。
她没再问，只把收据按齐，重新塞回去，又在上头压了把剪刀。
04
春天一过，作坊的活突然密起来。
街上做童装的多了，布街口天天有人抬着成卷的布下车，青的、红的、格子的，一摞摞码在肩头，远看像会走路的墙。
我们跑单跑得更勤。
早上天刚亮，我就把工具包绑在二八车后座上，车把上再挂一壶凉白开。路过早点摊时，锅里的油条刚翻出来，油星子蹦到铁锅沿上，啪地响一下。
我常常一手推车，一手啃馒头。
马会堂会从另一条路过来，西装换成了短袖，腋下夹着本账簿。他总比我像做买卖的人，站进人家院里，先抬头看屋檐，再看院里晾的货，嘴里已经把人家的单量估了个八九不离十。
有几家作坊当场给了定钱。
十块、二十块、五十块，用皮筋捆着，外头再包一层旧报纸。也有人把钱藏在针线盒底下，先把顶上的线轴拨开，再把卷成筒的票子递给我。
我回回都想马上开收据。
马会堂说，人家忙着赶活，你先记，晚上统一开，字迹也整齐。
他说得像有理，我就把钱装进腰包。
晚上回到家，我把钱都倒在桌上，一张张抹平，再拿棉布擦手上的油。她坐在灯下帮我点数，数完用麻绳扎好，写一张小纸条塞进去。
有一回，她忽然停住。
“这些单子，供货那边到底是谁家？”
我正用笔在本子上抄规格，听见这话，笔尖在纸上戳出个黑点。
“会堂熟，我没去过。”
“钱都经他手？”
我把笔盖扣上。
“他跑外头比我合适。”
她把那捆钱推到我面前，没再往下问，只把煤油灯芯挑了挑。火苗往上一蹿，玻璃罩里立刻蒙了一层黑。
两天后，马会堂说要去南边拿货。
他说那边催得紧，钱得一次带足，错过这一趟，后头就得涨价。
我算了算手里的定钱，又把能挪的都挪了。
母亲从柜子深处摸出一个旧袜筒，里头塞着几卷钱，票面有新有旧，还有两张边角用浆糊补过。
她一张张抹平，放到我手里。
“拿去周转。”
我没推。
那一晚我睡得很浅，窗缝里有风灌进来，把墙上的旧挂历吹得一角一角翘起来。挂历上印着一片大海，浪头白得晃眼，我盯了半天，觉得那海水像一锅开久了的稀粥。
天不亮，马会堂就来敲门。
他拎着个棕色皮箱，箱角包了铁皮，说今天去，后天回，货会跟着下午班车一起到。
临走前，他朝我伸手。
“把章和那几张空白收据再给我，路上有时好办事。”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递了过去。
他把皮箱往腿边一放，顺手把东西塞进内袋，拉链一拉，走了。
我站在门口，看他拐过巷角。
墙根下有一截晒干的葱叶，被风吹得打转。
05
后天没回来。
大后天也没回来。
我先去他常去的旅社，老板娘说他前一晚退了房，床单卷得整整齐齐，连脸盆里的水都倒干净了。
我又去车站、货站、长途站，一家家问。
售票窗里的人先是摇头，后来连头都懒得抬，只说没见过。
我拿着那张他写过供货地址的纸，照着找过去。
那条巷子尽头根本没有什么批发行，只有一间卖酱油醋的门市，门口堆着空坛子，坛口蒙了层灰。
回来的路上，天阴着。
我骑得太急，车链子掉了两回，手伸进去装链时，黑油把手心糊得发亮。路边水沟里漂着几片烂菜叶，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丢过一枚铜钱，趴在沟边看了半天，最后还是被水冲走了。
我不该想这个。
到了家门口，已经有两个人等着。
赵嫂站在前头，身边还跟着布街上开床单作坊的老崔。他手里攥着收据，纸角被手汗打湿了。
“明天交货。”
他说。
我把车靠在墙上，车铃碰了一下，发出一声短响。
“人还在找。”
赵嫂没往屋里进，只把目光落在我手里的油污上。
“你们是一伙的，钱也是你收的。”
我把嘴里的那口气慢慢咽下去。
“钱在我这儿进的账，我认。”
她听完，收据叠好，夹回袖口，转身下了台阶。
老崔多站了一会儿，说他那边十几个工人都等着开工，布也压了款，拖不得。说完也走了。
那天晚上，饭桌上很静。
筷子碰碗沿的声音格外脆。
母亲把药包纸摊开，又折回去，折得比平时慢。她没问我找到没有，只把饼干盒往里推了推，像怕挡着我伸手。
我吃到一半，起身去翻抽屉。
那几张空白收据不见了。
只剩下印泥盒，盖子没扣严，边缘干了一圈红壳。
第二天，我去厂里找原先的车间主任。
他正拿算盘在办公室里拨珠子，算一笔旧料账。屋里烟味很重，玻璃窗上积着黄垢。
我把事情说了。
他说厂里眼下连电费都拖着，帮不上，又劝我先去市场所报个备。
市场所的人翻了翻我的收据，问合同在哪儿，进货单在哪儿，对方身份证明在哪儿。
我一样也拿不出来。
他们把收据递回来时，纸边刮过我手背，留下一道白痕，很快又淡下去。
“章是你的，字是你的，这事先把你自己的账理清。”
我走出来，门口一棵老槐树掉了满地豆荚，踩上去咔嚓响。
到傍晚，我把所有定钱和自己投进去的本钱都算了一遍。
账面上那串数字像一条绳子，越看越长。
06
第五天，柳湾布街的人来得更齐。
有的站门口，有的蹲在台阶边，有的索性把收据平摊在膝盖上，谁也不高声，巷子里却比平时更空。
我把家里的折叠桌搬出来，桌上放着账本。
每进来一个，我就在名字后头画一道杠，谁交了多少，哪天交的，我都重新抄一遍。
赵嫂是最后一个进来的。
她把收据放到我面前。
“钱呢。”
“在我这儿，我认。”
“你拿什么认。”
我把账本推过去。
她没看账本，盯着我手边那只印泥盒。
屋里静了一会儿，只听见隔壁踩缝纫机的嗒嗒声，像雨点砸在铁皮上。
有人说，春单等不起。
有人说，料子压着，工人吃饭也要钱。
还有人说，马会堂的人影都没了，纸上写什么都不顶用。
我没躲。
我把家里的收音机、落地扇、两把椅子都搬去旧货摊，换回几百块。母亲把柜子里的两床新棉被拿出来，搭在绳上拍了拍灰，让我送去卖。
我白天一家家上门，把能退的先退一点。
退不起的，就拿修机器顶。
谁家锁边机咬线了，我去。谁家机头卡住了，我去。夜里回家，裤腿上全是机油，手指缝里塞着黑泥，怎么洗都剩一层淡影。
可账上的数字下得太慢。
那几百块钱扔进去，连个水花都看不见。
第七天傍晚，我追到南平码头那边，听说有人见过马会堂，又听说那不是他，是个长得像的。码头边卖凉粉的摊子已经收了，木勺倒扣在铝盆里，盆底剩下一层浑水。
我沿着河边往回走。
青杉桥下的水到了汛期，颜色发黑，水面上漂着碎木头和烂草。桥栏杆被人摸得光滑，靠近中间那截有孩子刻过的歪字，刀痕里全是灰。
我站了一会儿，把账本从怀里摸出来。
纸页被汗和雨汽捂得发软，翻起来发粘。
我把它塞回去，双手扶住栏杆，先把一条腿跨上下面那道横杠，鞋底踩到湿漉漉的铁面，往外探了一点。
就在这时，裤脚被人猛地一拽。
我身子一歪，后背撞回栏杆，铁锈味一下子冲到鼻子里。
桥头那个擦鞋的老头不知什么时候过来的，手里还攥着一把鞋刷，刷毛上沾着黑亮的鞋油。
他没松手，只抬头看着我。
“就这一回？”
我没答。
他把我往桥内侧拖了半步，指了指自己那只矮木凳。
“年轻人，你的大运还没开始呢。”
07
老头的摊子就在桥头灯柱底下。
一个掉了漆的木箱，一块折得四四方方的油布，两把刷子，一瓶清水，几个圆铁盒，盒盖一拧开，鞋油味里夹着松节油和潮报纸味。
我坐到那只矮凳上时，膝盖还有点打颤。
他没多问，只把搪瓷缸推给我。
缸沿掉了一圈瓷，里头是凉茶，泡得发苦，最底下沉着两片陈皮。
“先把喉咙润一下。”
我捧着缸，手背上还带着铁栏杆的湿气。
桥上不时有人过，鞋底从青石板上擦过去，沙沙作响。有人停下来擦鞋，有人走过去只看一眼。老头话不多，来一双鞋，他就先拍灰，再上油，最后拿旧布来回蹭，蹭到鞋面能照出一点桥栏杆的影子。
每擦完一双，他都在一本小册子上记一下。
不是每笔都写钱。
有的人旁边画个圈，有的人画一道杠，有的人后头写着“月底”。字小，却不乱。
我看着他那本册子，忽然把自己的账本掏了出来。
纸页揉皱了，边角翘起来，像一嘴没喝完的茶叶。
老头拿过去翻了翻。
“账没丢，人就不算丢。”
他说完，把账本还我，又从箱子底下摸出一截粉笔，在木箱侧面写了两行字，字歪歪扭扭。
先修，再算。
按次记账。
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半天。
夜里回去，我把桌上的东西全清出来。
旧收据按人名排，能找齐的放左边，找不齐的放右边。哪一家机器多，哪一家欠得急，哪一家平时活不断，我一条条重记。记到后半夜，煤油灯里的芯烧短了，火苗一缩一缩，我就用针把它往上挑一点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扛着一张小木牌去了柳湾布街。
牌子是拿旧包装板改的，上头刷了层白灰，晾了一夜还带着石灰味。我用毛笔写了几行字，字不算好，倒也端正。
修缝纫机。
配常用零件。
旧账旧算，新账现记。
我找了布街口一间卖纽扣的门脸，跟店主商量借半边屋檐，按天给钱。店主是个瘦高个，先拿指头刮了刮木牌上的漆，又看了看我肩上的工具包，说行，但不能挡他家门。
我把木牌靠墙立好，把工具一件件摆出来。
锉刀、螺丝刀、钳子、废牙刷、布条、小油壶。
最先来的是个做裤脚的年轻媳妇。
她那台机器老跳线，已经搁了半天。我蹲下去，拿起机头一听，先把梭床里的线头清出来，又把针杆往下调了一丝。
试了两脚，线迹就顺了。
她摸了摸衣袋，问多少钱。
我把收据簿摊开。
“先记着，算旧账里头。”
她没说别的，只报了名字。
我在她名字后头写下今天修机一次，又把原先欠她的数抄在旁边，重新算了一遍。
笔落下去那一下，比前些天稳。
08
布街口那块地方，风比厂房门口大。
到了下午，布屑、线头、灰面子一阵阵往脚边卷。我的凳子摆在那里，裤腿一天到晚都沾着细线，回家一拍，能拍下一小团。
活儿开始多起来。
有人把坏了的压脚扔到我桌上，说先看看还能不能对付几天。有人抬着机头来，机身重，我就和对方一前一后抬进屋檐底下，放下时木桌总要吱呀一声。
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只会修。
修完，我会顺口问一句，平时最缺什么件，几天换一次，谁家活儿最急。问这些时，我手不闲，要么在擦梭壳，要么在削皮带边。人看着我手上的活，也就容易把话接下去。
慢慢的，我知道了谁家锁边机最费针，谁家做被套总爱把压脚拧太紧，谁家新接了活却只剩一条备用皮带。
我把这些都记下来。
旧厂里有一堆报废机器，堆在仓库角落，落了半尺灰。我跑了几趟，跟看仓库的老刘磨了半天，最后按废铁价收回来几台。
抬回家后，我把零件一件件拆下来，泡到煤油里，再拿牙刷刷。齿轮上的黑泥刷掉以后，底下的钢面还亮着。我把能用的挑出来，按大小装进火柴盒，在盒皮上写字。
有天夜里，我把一只搪瓷缸放在煤球炉边，里头不是水，是旧黄油。
黄油化开后，屋里一股闷闷的味道，像夏天仓库里捂过的麻袋。我拿细铁丝蘸一点，点在梭床转轴上，转两圈，再用布抹净。
她坐在旁边锁边，看我忙到半夜，便把不用的碎布给我裁成长条，让我包零件。
“总得看着像个样子。”
我点点头。
第一笔真正还清的，是赵嫂那笔定钱。
她来拿一只压脚的时候，我把账本翻到她那页，告诉她已经抵掉大半，还差最后二十七块。我从抽屉里把钱数给她，又把她那张旧收据抽出来，当面写了个结清。
她没马上走。
她把那张结清单折成小方块，塞进围裙口袋里，低头看了看我的木牌。
“桥北有家新开的作坊，机器老卡，你去看看。”
我记下地址。
那家作坊在一片新起的平房后头，院里晒着一溜淡蓝色校服布。机器卡住，是因为梭壳边上有毛刺，磨布磨得起了细毛。我用油石慢慢蹭平，试线时，外头正好有孩子放学，背着书包从门口跑过去，脚上布鞋一下一下拍地。
我出来时，院门边站着个小伙子，手里拿着一根断掉的皮带。
“你这儿能配吗？”
我说能，但要量一下轮槽。
他说好，明早我带机头去你那儿。
那天回去，我顺路经过青杉桥。
桥头老头还在，正给一个穿白衬衣的人擦鞋。鞋面上落了一层灰，布一蹭，就亮出来。
我站远一点看了会儿，忽然明白他那天为什么先写“先修，再算”。
人得先把手伸出去，账才有地方落。
09
到了入秋，布街上的活更密了。
早晨天还没亮透，街口卖豆浆的锅就已经咕嘟咕嘟翻泡。骑车的人多，铃声一串接一串，像有人拿小锤子敲一条铁轨。
我在门脸里摆了第二张桌子。
一张专修，一张专配件。
零件不再只靠拆旧机凑。
桥西有个小五金作坊，院里放着一台老冲床，踩一下，整间屋都跟着震。他家本来打窗扣、门鼻，忙闲不定。我去给他修过一回冲床，发现他能压薄钢片，就和老板谈了一桩。
我帮他把那台老冲床的偏轴调正，再把皮带轮上的裂口加了个铁箍。他按我给的样件，先压一小批压脚片和针板，让我拿去试。
“卖出去再算账。”
老板咬着烟嘴，说得很直。
我应了。
样件拿回去后，我在三家作坊试了半个月。
哪一处容易磨，哪一处螺丝孔偏半丝，我都记下来。第二批做出来，边角顺了很多。我把每个零件用碎布包好，外头再系一根红线，谁家拿了，几号拿的，能顶多少天，都写在小票上，一式两份，中间夹着复写纸。
再没有空白收据了。
章也不离身，用一块旧手帕包着，放在工具包最里头。
有人嫌我麻烦。
我就把本子摊开，让他看旧账那几页密密麻麻的字，看完多数不说了，伸手按个手印。
这样做久了，街上渐渐有了个规矩。
拿配件，先看尺寸，再开票。
修机器，不说虚话，能修就修，不能修我也直说。
有些作坊主会把坏了的零件留给我研究。
我桌上慢慢堆起一堆断针板、崩口的梭壳、裂开的压脚。中午没活时，我就拿游标卡尺一样一样量。其实那卡尺也是旧厂淘来的，刻度已经磨浅，可我用惯了，量起来比新尺还顺手。
这时，有人提起了马会堂。
先是桥南那边一个做裤子的男人，说看见他在北边赶集的市场上摆过摊，照样拎个棕皮包，照样说自己货路宽，零件便宜。
后来又有人说，他还拿着样品到处转，见了熟人就说前一阵只是周转不灵，眼下翻身了。
我没立刻去找。
晚上收摊，我把这事记在本子空白页上，又把先前所有收据顺着号码理了一遍。
我发现有三张收据之间断了号。
那三张正是他临走前拿走的空白单。
我第二天去市场所，把这事说了。
值班的人换了一个，比上回那个年轻些。他先看我的账本，再看我带去的几张旧收据，又听我把每笔定钱怎么退、怎么抵，慢慢讲完。
他在纸上记了几行字。
“你先把这些留个底。”
我留了复写件。
出来时，院子里晾着一排蓝制服，风一吹，袖子全朝一个方向摆。我忽然想起桥头老头那本小册子，册子薄，可每页都压得实实在在。
路子不是别人给的。
得自己一笔一笔写出来。
10
马会堂找上门，是在一个赶集日。
那天布街口人多，卖松紧带的、卖扣子的、卖剪刀的，都把摊子挤到了路中间。我正蹲在地上给人换皮带，听见头顶有人叫我。
一抬头，他站在木牌前头。
还是那只棕皮包，换了件浅灰衬衣，头发往后抹得很顺。鞋擦得亮，鞋尖上能照出半条街。
四周的人看见他，脚步都慢了一点。
他先看了看我的桌子，再看木牌下面那本账簿，嘴角动了动。
“我带你发财，你倒把我写进黑板。”
“黑板上写的是账。”
“账早翻篇了。”
“我这本还没翻。”
他把包往桌上一放，手指在包面上敲了两下。
“做买卖，赔赚常有。你这么拎着旧账不放，能做大？”
我把手里的螺丝刀放下，站了起来。
“赔在货上，算赔。赔在人上，不算。”
他眼皮抖了一下，很快又平下去。
周围围过来的人更多了。
赵嫂从里头挤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卷布尺。老崔也在，肩上搭条汗巾。几家作坊的人都没出声，只盯着我们这边。
我把抽屉拉开，拿出那叠按号码排好的收据。
“这几张是我开的，这三张断号，是你拿走的。每一家定钱多少，哪天交的，哪天该到货，我都写在这儿。你要说翻篇，就把这几页先翻给大家看。”
我把账簿摊到桌上。
他低头瞥了一眼，没伸手。
“你这是给我难看。”
“纸难看，人不难看。纸好看，人更好看。”
他吸了口气，正要再说，市场所那个年轻人从街口进来了。
我前两天去过一趟，说今天赶集，若他再出现，想请人来做个见证。那人没答应死，只说若有空就来看看。
这会儿他真来了，后头还跟着两名协管。
“你们谁是马会堂？”
他转头就想走，刚迈一步，赵嫂先把路挡了。
后头几家作坊的人也围拢一点，圈子不大，正好把他扣在摊前。
年轻人把纸铺在我桌上。
“把名字写上，事情一笔一笔说。”
马会堂的手在包带上捏了两下，最后还是坐下了。
他嘴里还说着做生意有赔有赚，周转失手，往后会补。我没跟他抢话，只把时间、金额、收据号，一条一条报出来。
报到后来，围着的人开始互相对照手里的票。
谁家收了他的样品费，谁家交了运输定金，竟又凑出几笔我先前不知道的账。
日头往西斜时，纸上已经写满。
市场所的人让他按了手印，限他分期归还，又把这张调解单留了底。
他走时提起棕皮包，脸上的粉汗被风一吹，白白一道。
我没追出去。
我转身继续装那根皮带，装好后踩了两脚，机头顺了，围着的人才慢慢散开。
那天晚上收摊时，布街比往常亮。
有人路过会朝我的木牌瞟一眼。
我把牌子往里挪了挪，又把那本账簿锁进抽屉。
锁扣落下去，发出一声脆响。
11
调解单立下以后，马会堂没立刻消失。
他换了个法子。
他不再来布街正面撞人，改去乡下集口摆摊，价压得很低。一只压脚、一个梭芯，他开出来的价钱有时比我的进价还少一点。
便宜东西最先走得快。
有几家新作坊图省事，从他手里拿了货。没过几天，毛病就出来了。
有的针板孔位偏，走线时老断线。有的压脚钢口软，踩一阵就磨出槽。可旁人分不清是谁家的货，只知道坏了，街上便开始传，说这些零件都差不多。
传话这东西，像冬天屋顶上的烟，风一拐，就往谁家灌都行。
那几天，我桌前人少了些。
我没站街口解释，也没跑去跟人争。
我把最近一批配件全摆到桌上，把好的、坏的、旧的、假的，一样样拆开。
赶集日那天，我借了纽扣店一张长桌，桌上铺白布。先拿出两个针板，一个是我按样打的，一个是从外头收来的便宜货。再拿一根细针穿过去，让大家看孔位的偏差。
“差半丝，布边就走斜。”
我说着，把两件样板布也摆出来。
一件线迹直，一件线迹拧，谁都看得见。
接着我又当场换了两种压脚，让做裤脚的那位年轻媳妇踩给众人看。她脚下快，机头一转，线道立刻分了高下。
围着的人渐渐多了。
有个老作坊主蹲下来，拿起那只坏压脚用指甲弹了一下，声音闷。我把自己的那只也递过去，钢音清一点，他点点头，放回桌上。
“东西还是得试。”
我说。
“试坏了，算我的。试好了，再记账。”
这话说出去，当天就有三家把机器抬来，要先试一批。
正赶上县里一所学校订了一批秋装，桥北那家作坊接了大活，二十来台机器同时开。干到半夜，一台锁边机针板裂了，工人围着一圈，谁也不敢动。
院里来叫我时，我刚收摊，连饭都没顾上。
我提上工具包，骑车就走。
夜里路黑，车灯弱，照出去只够一小片。路边水坑反着月光，我绕过去时，车后座上的铁件相互碰撞，像一串短促的铃。
到了那家院子，工人都站着。
机器桌上堆着剪下来的线头，像一小撮一小撮灰色的棉絮。我把机头翻开，看了一眼裂口，先换上一只备用针板，又把送布牙微调，试踩了几下，线顺了。
院里立刻又响起一片机声。
那家老板把汗巾往肩上一搭，站在我边上，说以后他那二十来台机子都让我保养，按季算。
我在他家的煤油灯下写了张保养单，盖章，双方各留一份。
第二天，这单子被布街上的人知道了。
来我这儿试货的更多。
而另一边，市场所门口贴出了一张催款通知。
马会堂第一次该还的款没还上，名字被写上去，白纸黑字，贴在公示栏里。两家给过他货的五金摊也找上门，堵过他一回。
他再到集口摆摊，肯停下来买的人就少了。
价再低，也得先看一眼纸。
12
到了第二年夏天，我把布街口那半边屋檐租了整整一间。
门口挂起新木牌，字还是我自己写的，比头一年稳当些。里头两张修理桌，一排货架，架上按规格摆着梭芯、压脚、皮带、针板，下面的木抽屉里装着螺丝、弹簧和垫片。
我还收了两个学徒。
一个原先在厂里抬料，手劲大，眼神稳。一个是桥北那家作坊老板的外甥，识字快，记账清楚。
旧账到那时候，基本结清了。
谁家当初交过定钱，我都照着本子一笔笔了掉。借过母亲的钱，我按月慢慢还回去。那双卖掉的椅子，我在旧货街又挑了一对样子差不多的搬回来，木头不如原先细，但坐着稳。
那台家用缝纫机也换了条新皮带，踩起来不再咯噔。
有时夜里收铺，我还会把账本摊开，看一眼最前头那几页。
纸早就旧了，边角卷着，墨迹深浅不一。那一段日子，全压在这些纸上。翻过去，后面的字慢慢整齐起来，货号、日期、来往款、保养单，一笔接一笔，像一条条细路，最后都汇进同一条街。
马会堂后来又来过一次。
不是来闹，是来找活。
他瘦了些，衬衣领口洗得发白，手里的棕皮包也旧了，包角起皮。他站在门口，目光在货架上转了一圈，最后落到我的账台。
“缺不缺人？”
我正在给学徒讲一台锁边机的送布节奏，听见这话，把扳手放下。
“搬货、卸车，按天算，碰账本不行。”
他站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，没多说。
后来他真来搬过几回货，扛麻袋时腰要先缓一下。钱我按天结，收据照开，白纸黑字，谁也不欠谁。
这事传到桥头老头耳朵里，他拿布擦着一双旧皮鞋，只说了一句，路总要往前走，鞋底磨平了，脚还得落地。
那年立秋前，我给他做了个新脚凳。
木料是五金作坊剩下的边角，我自己刨平，钉得很紧。又给他木箱底下装了两个小轮子，收摊时推着省力。
他摸了摸凳面，没说谢，只把自己的小册子递给我看。
册子比从前厚了，页边磨白，里头记着谁月底结，谁先欠着，谁今天擦过鞋没带钱。字还是小，还是不乱。
我把册子还给他，在他边上站了一会儿。
桥下的水还跟那年一样，到了雨季就发黑，带着上游冲下来的树枝和草沫。不同的是，我再经过这里，眼睛先看桥头，看看老头今天带没带那把硬毛刷，再看街对面谁家的鞋底磨偏了，像是又在替我报一条路。
老头低头给人上鞋油，突然开口。
“看见没有，运这东西，不在天上。”
他拿鞋刷朝地上轻轻一点。
“在脚底下。”
我回铺子的路上，天已经擦黑。
布街里一盏盏灯亮起来，门口的线头、布屑、木箱、铁件，都落进那层黄光里。学徒正蹲在门口洗零件，盆里的水黑得发亮。屋里有人来拿货，有人来修机，有人来对账，声音一层压着一层。
我把车停好，掀开门帘进去。
桌上的账本翻在新的一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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